在惠州城区里,常常能看到一座座CBD高楼大厦,繁花似锦、高端大气;但辗转一圈,不远处可能就是成片旧区,墙面斑驳、线网密布。这是惠州这座城市近年来面临的现实困境:老城区如何跟上时代发展,“老居民”如何过上“新生活”?
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调研显示,惠州市老旧小区中群众改造意愿强烈又符合改造条件的达200多个。
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也是一项社会治理工程。然而,惠州老旧小区存在的问题集中而复杂,小区设施陈旧、配套不齐,可谓“先天不足”;外来人口多、环境脏乱差,管理上又“后天缺失”,怎样寻找社会治理突破口?
老旧小区改造不能仅仅停留在“颜值”的美化阶段,还要注重老旧小区“内涵”的提升,结合社会治理创新同步进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惠州应该以老旧小区改造为切入口,在提升城市品质、打造真正的“惠民空间”的同时,把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持好、完善好,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让居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城市是一个生命体,城市更新是一个永恒话题,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体现了“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中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的发展思想。但是,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是房屋和环境的翻新,更是在基层推进的一项社会治理工程。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那些基层治理较好的老旧小区,疫情防控工作也更加有序。这也提示我们,提升老旧小区治理水平,补齐治理短板,才能更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现在一般以2000年为节点来划分老旧小区和新建小区。作为惠州中心区的惠城区可谓是老旧小区的“集中地”。惠城区现有老旧小区389个,涉及居民约48万人。长期以来,老旧小区由于设施陈旧、配套不齐、服务管理落后等诸多问题,一直是基层社区治理的难点。
老旧社区治理,惠州该如何破题?去年9月,惠州在全省率先实施“惠民空间”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惠城区桥西街道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麦迪新村,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老旧小区。麦迪新村“惠民空间”改造探索出了一条以老旧小区微改造为切入点,建立党建引领下的“三社联动”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和居民群众等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区治理新路子。
按照市政府工作安排,今年全市要完成42个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惠城区还计划投入1亿元对100个老旧小区启动新一轮改造,从根本上改变老旧小区居住环境,不断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居民对‘惠民空间’微改造都是赞同的,但是对于具体改造哪些点,则意见不统一。”惠城区桥西街道相关负责人说,今年桥西街道共有11个老旧小区纳入市区两级的微改造项目,在改造过程中,怎么改造、改造什么是最难协调的。“老人喜欢多安装一些健身器材,有小孩的希望多一些游乐设施,有车的希望多划一些停车位。”
“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由政府主导,但不是政府‘唱独角戏’。”市民政局负责人说,要让群众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有更多获得感,这一过程必然是一个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过程。
该负责人坦言,过去老旧小区改造的传统做法是采取政府单一管理模式,怎么建由政府说了算,未能让社会力量和居民参与进来。“如今必须转变传统的政府包揽式管理,采用全新治理理念,让多元主体真正参与进来,共同建设‘惠民空间’。”
在麦迪新村“惠民空间”改造的基础上,惠州正在探索“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民主协商”的老旧小区微改造运作模式。
“有不同意见,大家敞开来说,一起商量,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来实施。”惠州市惠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王孟丹在今年参与了桥西华夏花园和银安花园微改造的前期调研工作。她表示,居民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需求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协商中找到民意的“最大公约数”。
惠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区的“惠民空间”微改造,特别强调居民全程参与。在小区改造项目申报、方案设计以及后续服务管理等环节,充分尊重居民意见和基层首创精神,切实发挥居民主体作用。改哪里,居民说了算;怎么改,居民拿主意,实行“菜单式”服务模式,不断修改完善进而形成能够代表大部分居民诉求的微改造方案。在这过程中,居民由“看客”变为“主人”,也更好激发他们参与共建的热情。
惠城区江南街道共建社区的一位社工说,在对辖区糖厂二号小区进行改造时,最初的方案只是改造一个区域,但在多次征求民意后,居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他们认为还有一个区域也需要改造,社工收集意见后,反映给江南街道办,经过再次调研考察,最终将该区域纳入了此次改造。
桥西街道办相关负责人认为,在老旧小区微改造的协调工作中,应该重视和用好社工等第三方力量,“他们不代表政府,也不代表某个居民的利益,在协调中更容易取得居民的信任,平衡各方利益。”
惠州市民政局负责人认为,以老旧小区微改造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是提升整个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一道必答题。“惠民空间”微改造要汇聚各方协同参与的强大合力,解决好“面子”与“里子”、“硬件”与“软件”、“多数”与“少数”统筹不足的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共绘老旧小区改造最大“同心圆”。
老旧小区不只是一幢幢房子,而是承载居民美好生活的社区。因此,老旧小区改造不仅包括对“硬件”的升级,还要实现社区治理“软件”的同步升级。
俗话说,三分建设,七分管理。眼下惠州城区各老旧小区微改造已经铺开,硬件上的改造显而易见,社区环境的改善也获得大多数居民的认可。但从根本上说,老旧小区微改造投用后,如何完善管理机制,实现共治共享是接下来应该关注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麦迪新村“惠民空间”投入使用一年多了,改变是明显的,问题也开始凸显。进驻该小区的社工站社工王孟丹说起这样一件事:今年7月的一天晚上,从小足球场飞出来的足球险些砸到老人,还进一步引发了足球队和舞蹈队关于足球场使用权限的矛盾。小区的舞蹈队人多,球场场地大,他们认为适合跳舞;足球队的孩子觉得球场就应该用来踢足球。
为此,王孟丹邀请社区居委会以及居民代表召开小范围协调会。协调会就舞蹈队和足球队的使用时间达成一致:白天踢足球,晚上跳广场舞。
这是“三社联动”推动社区矛盾及时化解的积极作用体现。“惠民空间”项目启动之初,也提出采用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社联动”,居民自治共管等方式,破解长期制约老旧小区治理的难题。但在实际运行中,情况并不理想。
没有阵地,“三社联动”无从谈起,更别提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了。记者在调研采访中发现,在惠州今年市级负责的20个“惠民空间”微改造点中,已经有3个小区所在的社区设立了“三社联动”服务站。市民政局负责人坦言,目前老旧小区改造在“三社联动”服务的精准性以及长效性方面有待加强。接下来,市级层面将紧跟着把关注点从公共空间“硬件”方面的微改造转移到“三社联动”上,按照原计划在每个改造小区都建立起党建引领下的“三社联动”机制,实现专业社工服务全覆盖;重点探索如何利用好“三社联动”机制,将“惠民空间”打造成社区治理平台,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相比于调解社区居民的小摩擦,王孟丹更关注的是“三社联动”也难解决的问题——“惠民空间”设施设备后续管理维护资金从何而来?
前段时间,麦迪新村“惠民空间”的一个场地体育设施出现了损坏,需要资金维修,社工组织无法筹集,小区物业也表示“无能为力”。由于历史原因,麦迪新村小区曾由6个开发商接盘,许多配套设施不完备,导致小区在物业管理上问题不少。目前,小区的物业管理费为每平方米0.4元,由于出租屋居多,即便是改造后,不少住户仍不愿意在小区管理上付钱,后期维管是个难题。
“最后,一个偶然的机遇,找体育部门帮忙出钱维修了。”王孟丹说,如果每次出现损坏,都要到处“化缘”,显然是难以为继的。
记者了解到,市民政局牵头负责的“惠民空间”项目改造的资金共有1000多万元,来源于去年市民政局以市慈善总会和新力公益基金会的名义,组织举办了一场以社会组织为主体、部分爱心企业和个人参与的公益慈善夜活动。但这些资金明确只用于改造,后续管理资金不在此列。
按理说,“惠民空间”交付使用后,有物业的小区应该担负起管理职责,但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本来就比较薄弱,并不是所有物业都愿意或有能力管理。而没有物业的小区,后续如何管理维护,也是接下来不可避免要面对的问题。
实际上,老旧小区改造如果只靠政府投入,无异于杯水车薪。如果由企业投入,就必须寻找新的盈利空间。如何在这其中找到平衡点?
今年4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建立政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改造资金的机制,中央财政给予补助,地方政府专项债给予倾斜,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改造运营。
有业内专家建议,小区改造后的电梯广告收入、增设停车泊位后的停车收入,小区公共用房的出租收入等,都可以作为吸引企业投资的“蛋糕”。同时,也要鼓励居民发挥主人翁意识,承担一定出资责任,按照“谁投资、谁受益”原则建立共享成果机制。
如何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各方也在探索。桥西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麦迪新村正在探索一套较为成熟的“准物业”长效管理机制,期待以“四个一点”达到4个标准。其中,“四个一点”是指政府帮扶一点、产权单位出一点、小区公益基金出一点、老百姓出一点,从而达到小区安全防范到位、绿化保洁优良、维修维护及时、公共活动有序的4个标准。
市民政局负责人表示,在今年“惠民空间”微改造完成后,所有涉及社区必须设立“三社联动”服务平台,并实现社工服务的长期连续购买。各个社区可以探索成立社区基金,实现“自我造血”,利用社会资金购买社工服务,减少财政压力。同时,我市还将积极创新老旧小区改造投融资机制,包括探索金融以可持续方式加大支持力度,运用市场化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
在老旧小区改造中,除了“惠民空间”微改造,加装电梯等项目也需要不断强化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旧楼加装电梯是“惠民工程”,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装电梯,能更好地满足居民需要。随着人口年龄的增长,居住在较高楼层的下楼越来越不便。这些老旧小区的居民迫切希望加装电梯。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一直是社区治理的一个棘手问题。居民之间的协商是加装电梯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环。
“加装电梯会占用公用空间”“会增加电费支出”“没电梯时六楼房价低,加梯后一楼没优势了”不少高层居民原以为加装电梯是众望所归,实际情况却很复杂,提出加装意愿后不同声音会立刻随之而来。
在惠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中也存在如此情况。惠城区自然资源局建筑规划报建股相关负责人坦言,在老旧小区加建电梯审批公示期间,经常收到低楼层业主的反对意见。存在反对业主漫天要价的情形,而需要加建电梯的业主又不愿意出具数额较大的补偿,这些问题规划审批部门难以解决。
“比如说采光问题,要求加装电梯的业主认为不会影响反对者的采光。反对者认为加装电梯影响部分光线,室内变黑,肯定有影响,类似这种问题很多。”该负责人表示,业主的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采光、通风、噪音、辐射、房屋质量安全、低层楼房贬值等问题上,因为规范没有明确判断标准导致很难处理。
事实上,从办理数据看出,惠州从2015年开始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但当年才申请了5宗。
对此,2016年,我市调整了对既有住宅加建电梯管理办法,改变了以往需要100%业主同意才能申请的规定,改为2/3以上业主同意就可受理审批。门槛降低,让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开始加速,当年申报达50宗,至2019年更是达到了202宗。
但是,单靠行政命令及以行政体系为主要力量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有效、深入推动加装电梯的实施。虽然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支持,但高低楼层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矛盾解决等关键难题仍然待解。
“还是要靠同意加装电梯的业主积极与提出异议的业主协商才能顺利解决。”惠城区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如此对记者说。
如何破解高低层居民难以协商,居民之间的利益、矛盾难以调解等问题?
据了解,今年截至12月21日,惠城区加建电梯共有300宗。这其中,有的从头到尾完全靠居民自发组织申请;有的委托电梯公司办理;有的找服务机构、单位,如物业服务企业、社区居委会或者第三方的志愿服务团队。
惠城区自然资源局建筑规划报建股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惠城区普遍是居民自己申请或者委托电梯公司办理,由于协商较慢和对审批流程不熟悉,往往审批速度较慢。而找服务机构单位或者团队的项目相对办理比较顺利一些。
事实上,在加强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方面,服务团体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来自社区、服务社区的老党员、老街坊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多年积累的威望、口碑和邻里情感,让他们拥有号召力和动员力,既能做到重视大部分人的意见,又能合理对待反对声音,能最有效推动电梯加装。
广州荔湾区彩虹街志愿者服务驿站,这座“玻璃屋”几乎成为全市旧楼宇加装电梯“取经问道”的首选地和矛盾调解室。作为广州首个将电梯助建服务做到街道的驿站,2017年,彩虹街把退休老党员、热心参与社区事务的居民组织起来,成立志愿者服务队,开辟服务阵地,为指导和帮助辖内有需要加装电梯的居民群众,做政策宣传和解释,协调矛盾纠纷。2年多来接待居民咨询5000多人次,为居民开协调会2000多场,有力推进了广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
在无锡,该市太湖花园第二社区和物业公司、业委会、派出所、居民代表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共同组建了一个“四方+”协商议事会,遇到意见相左时,由议事会协调居民一起研究可行性方案。社区还成立了一个“加装电梯顾问组”,每周在志愿者服务站定期接受居民咨询,在条件可行的情况下,帮助有需要的居民实现加装电梯的愿望。
全国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中,越来越多基层自治组织和服务团体主动介入,随着退休干部、共产党员的加入,让加装电梯有了支撑。
“通过加装电梯这一项目载体构建新型邻里关系,是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一条新路。”本地房屋建设专家建议,惠州也要借鉴广州等地经验,积极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作用,鼓励、支持和引导旧楼加装电梯,用党建引领的优势带动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民主自治。
电梯落成只是第一步。加装成功后,日常维护、环境卫生谁来做,运行费用如何摊,这些后续管理同样需要居民进行协商解决。
事实上,由于电梯的外观各异、性能不同,又是居民自建的,物业不愿接手管理成为普遍情况。
惠州市物业管理协会相关负责人认为,由于加装电梯体量并不大,让小区物业为几部电梯增派专业的维护人员,从成本上考虑并不切合实际。
目前很多居民不得不对加装的电梯进行自我管理。有的楼栋由出资的居民共同签订了一份“电梯使用业主公约”,对电梯的使用、维护、保养、产权人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均做了明文规范。如电梯间的保洁工作,每户轮流一个月负责打扫。
在没有专业队伍接手之前,邻里间有商有量,以细化规则方式为电梯后续管理是一种解决方案。但电梯毕竟属于特种设备,居民自管在专业性、持续性上会有不足。
如何解决加装电梯后续管理问题?
专业人士建议,可以将居民自管与专业机构结合起来,最好能引导物业公司在电梯建设前期就参与进来,从后续管理和维护保养角度给予合理意见;或者小区加装电梯达到一定量时,申请由小区物业聘请专人进行市场化管理。
“《惠州市区既有住宅加建电梯管理办法》于2016年5月开始实施,有效期5年。明年将进行重修。在重新修订时,要进一步简化相关办理程序,提高审批效率。”惠城区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建议,推进加装电梯工作,要多部门联合,由规划管理部门、住房建设管理部门、市场监管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能做好既有住宅加建电梯的审批和管理工作;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应当加强辖区内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居民委员会、原房改售房单位或者业主委员会等应当对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予以协助、协调和指导,有效减少矛盾,提高审批效率,提高服务质量。
电梯安装费高、居民承担资金额大等原因是困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推进的另一大问题。
据了解,目前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一部电梯费用大概在30万~40万元左右。除了补助资金5万元外,剩下的需要楼栋的居民自筹。这些费用如何分摊?
“原则上是加装电梯谁受益谁出钱,受益越多出钱越多,即楼层越高分摊越多。”记者了解到,目前分摊普遍的方案为1、2层不参与资金分摊,对于1层受影响住户适当补贴,2层不分摊加装电梯费用,但分摊日后电梯电费和维护费。每一栋楼情况不同,主要是居民协商达成共识。
据不完全统计,惠城区2000年之前建成的小区有384个,这些小区居民以本地老人以及外来务工人员为主。加建电梯分摊资金,大部分人相对拮据难以拿出。
为解决这一问题,2018年,我市出台了《惠州市区既有住宅加建电梯财政补助实施办法》,自实施起三年内政府采取鼓励政策,每台补助5万元,进一步推进我市市区既有住宅加建电梯工作。
据了解,实施办法颁布实施两年,却无人成功申请到这项惠民补贴。为何出现这个问题?原来卡在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上。根据办法,申请人在申请财政补助资金时,必须提供工程施工许可证。
在实际加建中,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工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可以不用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2019年9月1日起,我省又进一步把这个条件放宽到100万元以下或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下。
于是,不少楼栋虽然加建了电梯,但没有办理工程施工许可证,居民在申领财政补助时,出现材料不全的情况,无法申请到补助资金。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日前,惠城区政府召集区自然资源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法律人士进行了研讨,并针对这一矛盾探索了解决办法。
记者了解到,日前,惠城区住建局去函区自然资源局,对既有住宅加建电梯是否需办理施工许可证出具了相关意见。区自然资源局马上研究联动措施,明确了对既有住宅加建电梯未达到办理施工许可证限额的项目,在申领相关补助时无需提供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只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出具情况说明。
惠城区自然资源局建筑规划报建股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情况说明需要证明该项工程的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下且施工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下,即可作为既有住宅加建电梯申请办理财政补助需要提交施工许可文件的补充说明。
目前,惠城区加装电梯有58宗财政补助申请业务,已有7栋既有住宅加建电梯核发了每台5万元的财政补助,有20余宗正在走发放补助的程序。
除了补助资金以外,还有哪些办法可以帮助居民分摊资金压力?
“居民还可提取维修资金、住房公积金,这能减轻出资部分的筹资压力,帮助更多居民改善居住条件。”有专家建议,合理运用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房公积金是一个方向。加建电梯要根据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建立资金由政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机制。同时,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的投资,通过设计、改造、运营给予一定补助和支持,更多依靠社会专业化的服务和投入来解决。
此外,还有专家认为在资金问题上,靠公积金、维修资金和个人出资,居民还可能存在困难情况,建议政府为推动加装电梯补贴电梯造价的一部分。同时,对于电梯设备的购买,可进行集中招标采购,并适当减免税费。此外,作为民生工程,在规划报建、项目审批和税收等方面,也要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尽可能降低安装成本。
市委政法委
打好治理“智能化”底板,建立运行良好的网格治理机制
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以来,我市针对市域社会治理工作开展了多层次、全类型、广覆盖的调研活动,联合清华大学、惠州学院组成了5个调研组,在全市选择具有代表性的8个村(社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获取了村居治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梳理总结了我市社会治理探索历程和工作成效,找差距、找短板、找不足,进一步厘清了治理思路和路径。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激发动力、汇聚合力、展现魅力,实现与国内一流城市相匹配的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基础工程。推行网格治理,以“小网格”撬动社会治理,需要各级各部门和全社会合力完成。
下一步,市委政法委将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督导县(区)优化固化网格,系统构建网格治理体系。做实市、县(区)、镇(街)三级综治中心,重点结合此次镇(街)机构改革,实化镇(街)综治中心运作。构建贯通市、县(区)、镇(街)、村(社区)四级综治中心(站)和综合网格的五级治理责任体系。整合组织、执法、管理、服务功能,科学划定基础网格、专业网格,织密线上网格,实现全域覆盖、“多网合一”的“综合网格”格局,尽快打好治理“智能化”底板,建立运行良好的网格治理机制。
市民政局
根据社区群众意愿每年改造一批老旧小区
市民政局负责人表示,市民政局将继续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民主协商”的思路,全力推进“惠民空间”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市民政部门在2019年打造2个示范点的基础上,根据社区和群众意愿每年改造一批老旧小区,使其真正惠及百姓,争取到2022年底,让改造工作更多造福惠城区及其他县(区)符合条件的、有需要的老旧小区。
在接下来的老旧小区改造中,市民政局将加强部门协调和市、县(区)联动,形成工作合力。通过进一步深入开展调研,摸清我市老旧小区情况,针对不同类型社区特点、特色,因地制宜,加强分类指导,推进微改造项目。微改造项目交付使用后,将引入专业社工机构,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发挥社工专业优势,推进开展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社联动”服务,积极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利用市、县(区)社工协会加挂成立社区治理指导中心,协调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大力培养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其在提供社区服务、扩大居民参与、培育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拓宽城乡社区治理资金筹集渠道,培养发展一批社区基金,解决后续管理资金问题,让“惠民空间”长久生存下去,真正惠及百姓。
市住建局
探索“3+1”治理结构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
“物业管理不仅关乎小区内部,更是群众自治的体现、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将进一步建立健全物业管理政策法规体系。加快推进《惠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立法工作,修订完善业主委员会、前期物业招投标、维修资金、物业信用管理等配套政策法规,形成更加符合我市物业管理实际的政策法规体系。
同时,进一步规范业主委员会成立及运作;突出政府在小区自治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对于条件成熟的小区业主委员会设立党的基层组织;修订完善相关制度,理顺物业服务企业与开发企业和业主委员会的关系;引进第三方监督机制,明确业主委员会及其成员的权责;推动业主委员会运作步入规范化轨道,在小区建设和管理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市住建局还建立了住房与建筑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三个行业自律委员会和住房与建筑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构成惠州住建领域矛盾纠纷“3+1”治理结构,探索尝试第三方调解组织与行政措施和法律手段同向发力,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
该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探索和尝试,使行业领域的矛盾纠纷化解能“从源头上预防,从根本上治理,从制度上发力,从突出问题突破”,营造更加和谐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环境,助力建设高品质的一流城市。
市农业农村局
建立健全多部门协调推进的乡村治理机制
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市乡村治理工作形成了年初部署、年中督导、年末总结的工作机制和农办牵头抓总,组织、宣传、司法、文旅等部门在各自领域牵头,其他部门齐心协力,市、县联动的良好局面。县级“一线指挥部”作用凸显,5个镇、50个村被列入省“百镇千村”示范创建单位,惠阳区入选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首批试点单位,惠阳区创新推出的“百姓欢乐舞台”文化活动品牌入选了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第二批23个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也是我省唯一入选的第二批典型案例。
该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该局将继续贯彻落实好中央和省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工作部署,发挥牵头抓总功能,组织好各乡村治理成员单位和县区合力推进乡村治理工作,重点抓好我市的5个示范镇、50个示范村的示范创建活动,总结宣传示范村镇经验做法,展示示范村镇风采,打造乡村治理先进样板。
林江(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老旧小区改造应探索创新商业模式
林江认为,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是释放经济能量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带动装饰装修、家电更新等行业发展,同时也可以带动智能化小区的建设,让小区的物业管理、交通管理实现智能化、数字化,从而提高生活品质。
惠州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主要集中在惠城区,而惠城区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中心区,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林江建议,可以对老旧小区进行有机更新,模仿威尼斯老城区,通过政府引导商业投入,从而形成老旧小区改造的共享经济模式。在商业盈利后,又可反哺老旧小区建设和后续管理。同时,老旧小区改造的商业模式可以随着形势及小区居民的实际需要不断创新。
周巍(惠州学院政法学院副院长、惠州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
突出智慧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效率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当前,惠州也正在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探索。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一定要坚持党建引领。”周巍说,城市人口结构多元、利益主体多样,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统筹兼顾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更好整合各方资源,公平公正、务实高效处理社会事务。
当前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活。周巍认为,社会治理要突出智慧治理,促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科技与市域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打造社会治理智能工作体系,提高社会治理运行效率。
网格是市域社会治理的最基本单元。周巍建议,惠州应进一步探索推行全科网格化基层社会治理,进一步厘清政府与社区的职责边界,梳理社区事务,剥离不合理的行政审批、行政监管、政务服务等政府事务。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还要完善民主协商体制,强化公众参与。”周巍说,社会治理要坚持目标导向,整合各方力量,充分调动社会主体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多元主体之间良性互动、各司其职、优势互补、齐抓共管,最终形成政府与社会携手创造安定有序、充满活力的合作共治模式。
宫衍岭(惠州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
社工应提升服务能力深度参与社会治理
目前,惠州累计持社工证人数达6184人,从事社工行业近1300人,主要活跃在社区、扶贫救助、儿童保护、养老、家庭权益保障、社区矫正、禁毒等领域,开展社区便民服务、心理支持辅导、社区资源优化配置、特殊困难群体帮扶、解决社区公共问题、促进社区发展、社区矫正等服务工作。
宫衍岭认为,社工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生力量,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服务需求,应全方位提升自身能力,提高服务质量,深度参与社会治理。
提升社工服务能力,首先要加强思想建设,加深对“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等社会治理体制理解,提升职业道德素养。其次,要建立多层次的社工继续教育体系,细化市、县(区)民政等相关部门、社工机构的继续教育分工、职责、培训管理等工作,形成专业能力培训体系。第三,要加强社工督导支持系统,注重“师徒式”陪伴教育工作方法。最后,要搭建社工朋辈之间的交流平台,共同学习进步,共同提升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及素质。
问策部门行十大主题报道收官
岭东雄郡竞一流,湾区时代看惠州。今天,问策部门行十大主题深度报道刊发完毕、圆满收官。
本报自11月24日重磅推出“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问策部门行”大型主题采访调研活动成果报道以来,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感谢广大读者的积极参与和深情互动,感谢在此次大型主题采访调研活动中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的相关职能部门和市社科联、惠州学院、市委政研室、市委党校、市岭东文史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本报将继续推出问策部门行后续报道,敬请垂注。
(跃文)
统筹 惠州日报记者香金群
采写 惠州日报记者香金群 游璇钰 邱若蓉 骆国红 欧阳成 王开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