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共治共享，社会力量深度参与治理的密码在哪

在社会治理中，社会既是主体也是客体，二者共同构成社会治理的完整涵义。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过程中，要把“社会”摆在社会治理的重要位置，发挥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

当今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多样、阶层分流分化趋势日趋明显，寻求更多积极、理性的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不仅能吸纳民智、完善决策，也能凝聚民心、加强互动，使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多向维度上得到最大程度发育与发挥。

惠城区小金口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银龄义工队走进养老院服务长者。 惠州日报记者香金群 通讯员傅怡媚 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

近年来，惠州不断探索创新，积极推动协同共治规范化、常态化，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在化解矛盾纠纷、提供公共服务、参与慈善事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仍然存在社会力量的主体权责不明、监管主体和机制不顺畅、外部协同机制与平台建设滞后等问题。

在国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惠州加快建设国内一流城市的背景下，如何推动更多社会力量由“旁观者”向“参与者、助力者”转变，促进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惠州以高效能治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一道必答题。

完善制度机制让社会力量参与，保障更有力

“两年多时间里，街道、社区和相关职能部门多次协调，物业纠纷始终得不到妥善解决，成了小区居民的一个难题。”近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后，惠州中锴金城花园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石磊终于松了一口气。在石磊看来，社区治理主体权责不明及相关制度保障的缺乏是造成纠纷久拖的重要原因。

中锴金城花园小区物业纠纷问题，凸显出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难题，业主委员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则展示出了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面对疫情，我市志愿者积极奔走抗疫一线。这是志愿者帮助农户收割红葱。 惠州日报记者张艺明 摄

从广义上来说，社会力量可以理解为除党政机关外的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社会组织（含基金会和社团）以及社会公众等，是联系政府与社会公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具有贴近民生、自愿参与、专业性较强和服务灵活等特点。

社会治理体系中，党组织、政府组织、群团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都应该被囊括进去。而在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中，各主体地位平等，但权责绝非一致，各自链接资源的能力和优势也各有不同，只有各尽其责，才能实现社会治理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

为确保社会力量“劲儿有地方使”，近年来，惠州不断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社会力量，让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目前，全市共登记各类社会组织3360家，注册社工机构101家，累计持证社工数达6184人，注册志愿服务组织5896个、志愿者116万余人，提供服务项目139132个。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领域日益扩大，政社之间的合作联系进一步拓展。

惠州还以深化“三社联动”机制、落实广东社工“双百计划”，促进志愿服务、慈善领域规范发展为工作重点，以解决社区群众“急、忧、盼”共性问题为切入点，把老旧小区微改造和基层社会治理结合起来。2019年～2020年，我市完成80多个老旧小区微改造，并在40个社区开展“社区专案”社工服务试点。截至今年10月，“社区专案”服务民政重点服务对象9784人次，服务普通民众18.4万人次。“双百”社工入户走访五保、低保、残障人士累计达7033人，建立民政对象档案224953人，直接服务儿童、青少年、妇女及村（居）民11.82万人次。

如何加快社会力量发育发展，明晰其主体责任，为其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这是推进惠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必须正视的问题。

目前，惠州对各种社会力量的规范及管理，主要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规范和《慈善法》等单行法律，以及部门规章和地方立法等，但这些依据所规定的内容侧重于行政管理，对社会力量的培育扶持、内部治理结构、持续性发展等内容规定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力量的进一步成长。

今年7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推进和规范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决定》，从立法层面鼓励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为推进和规范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化解矛盾等作用提供了法律依据。

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微观基础单元，其水平决定了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和治理效能。而从社区治理和满足居民最大化需求层面来看，社区治理行为主体是多元化的，包括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市场、居民委员会、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物业公司等。各行为主体应该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但在现实中，各主体之间存在着责任不明等问题。

责任不明容易导致主体之间各自为战、社会资源离散。对此，惠州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宫衍岭表示，要理清相关职责，明确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的角色，为社区内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惠州学院政法学院副院长、惠州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周巍表示，在推动惠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要高度重视社区治理现代化，在总结现有成功经验基础上，一方面，深化探索进一步完善和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加速构筑协同共治新格局，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在法律、法规框架内明确各类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主体责任及政府监管机制等，对其开展活动给予法律法规保障；另一方面，要转变政府职能，出台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政策，合理让权，政府要合理地将社区公共事务转移或委托给相应的社区社会组织承担，逐渐从公益服务的提供者转变为保证者，培育、发展和壮大社区社会组织，推动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在政府主导下开展广泛而又深入的合作。

强化政策扶持让社会力量参与，活力更强劲

当前，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在不断增加，如矛盾日趋多元化、基层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诉求日益增加等，如果没有从理念到方式的改变和创新，积极回应民众诉求、确保社会良性运行、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治理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近年来，惠州结合市情民情，针对社会治理问题纷繁复杂、变化迅速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灵活性、专业性强的优势，引导社会力量向公共服务、对口帮扶、矛盾化解等群众需求迫切、问题集中多发的方面汇聚，有效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升了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

“惠民空间”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试点一开始，惠州就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委托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开展项目调研及运营，发动了10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70名资深社工参与，并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引入专业社工，联动多方资源，探索引入社会公益慈善资金，解决社区公共问题，培育发展了麦迪广场舞队、“惠民空间”志愿服务队等多个社区社会组织，组建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营造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惠州现有101个“三社联动”服务站、63个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社工站）和27个广东“双百”镇街服务站。截至今年10月底，全市依托“三社联动”平台累计成立社会志愿服务队伍328支，发展志愿者3.4万余人，服务项目1万多个，服务时长93万多个小时。在2019年“优秀社工案例”评选活动中，惠州共有19个案例从全省400多例中脱颖而出。

“社会力量蓬勃发展，在很多领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面临参与度不高、服务能力薄弱、作用发挥不明显等现实困境。”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社会力量对社会治理为何缺乏热情？这其实和公众心态密切相关，大部分人认为，社会治理是政府部门的工作，离自身比较远，有的人即便是参与了社会治理事宜，但并不是自主选择，而是被动参与，表现出应付任务的态度，其过程也往往流于形式，不能把社会治理中应履行的义务真正落实。

对社会力量自身来说，其分布不均等性，以及在不同地区发展的失衡性，容易造成可使用资金不足，加上自身筹集资金能力较低，筹集渠道较窄，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资金运转能力。与此同时，政府对其单一的资金供应机制，影响了他们自身的正常维护和运转。有社工坦言：“社工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进驻到社区内，政府购买力度强弱，是否重视社工力量，直接影响到社工服务的质量。”

2006年至2019年间，惠州市财政、福彩公益金对社会工作的投入总量约3.44亿元，而广州从2007年起投入购买社工服务财政资金累计14亿元；东莞从2009年至今，市镇两级在社会工作方面的投入超过5亿；佛山自2006年以来，财政、福彩公益金及社会资金对社会工作的资金投入总量达6.6亿元。

惠州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积极性，让社会力量成为社会治理中最活跃的因素，推动形成社会力量多、治理范围广、运行机制好的良性工作格局，同样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有力支持。

那么，在社会治理实践层面，社会力量要走出上述现实困境，政府政策方面该如何发力？

福建省厦门市在社区层面搭建社会工作者协会、社会工作者工作室等服务平台，借助社区信息平台和网格化机制，以智慧社区为支撑，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把社区急需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人才引入社区，实现居民需求项目生成、服务对象收集汇总、政府核定出资购买、社会组织有序承接、专业社会工作者参与服务等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推动“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形成了社区治理“一核多元”治理模式。

在政府对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政策扶持上，惠州市社会组织总会会长陈俊希建议，一方面要强化经济扶持，各类经济扶持方式要系统铺开、协调并行，维系社会力量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具体而言，要不断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围绕购买方式、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种类及购买服务涉及的领域等，出台可操作性、权威性的政策文件。另一方面，要制定向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摄取信息的办法，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加强他们与社会的联系，并出台相应政策鼓励市场各主体向社会治理领域的投资与发展，搭建针对社会组织面向市场的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二者良性互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市场的社会合作治理功效。

“要进一步解决社会力量如何参与治理、怎样服务群众的问题，除了制度机制方面的保障，还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建议，要尽快推动出台《惠州市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惠州市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经费标准》等，并联合财税部门，采取财政补贴、提供服务场地等方式支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发展。

注重能力提升让社会力量参与，底气更充足

“社工是做人的工作，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这就需要不断的交流沟通，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业务能力不强，经验不够，就会给工作带来阻碍，所以社工需要不断学习、进步。”李婵是惠州市惠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一名社工，做社工4年来，她对自己的工作深有感触。

前些年，惠州社工工作主要集中于文体活动领域，现在业务范围扩展到便民服务、社区治安与管理、医疗救助、科技教育、环境保护、社会心理、法律维权等公共服务领域。面对日益多元复杂的工作业务，社会力量能否与政府、企业等组织相互协作，除了政府创造好的环境外，关键是其自身要具备良好的专业服务能力。

近年来，惠州不断夯实社会工作人才根基，全面提升社会力量服务能力水平，建立起针对社区工作人员、一线社工、社工督导、机构管理人员与财务人员的多层次培训体系，截至今年10月共开展各类培训34期，培训1043人次。

社会力量服务能力水平的提升，增强了其服务社会的水平和质量。年初抗疫期间，根据疫情防控需要，惠州积极发挥社工、志愿者专业优势，做好心理辅导工作，共开通了170条心理咨询热线，并组织社工、志愿者及时开展走访、提供应急物资、心理援助，协助各类社区困境群体共渡难关。据统计，社工开展弱势群体探访咨询服务达5586人次，开展普通人群服务达40万人次。

2017年，惠州发起“百会扶百村”精准扶贫行动。三年多来，全市157家社会组织捐资捐物7千多万元，与全市46个省级贫困村、102个市级贫困村共148个贫困村实现“一帮一、多帮一”帮扶工作全覆盖。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时，全市社会组织勇于担当、主动作为，为支持抗疫工作捐资捐物6千多万元，深入抗疫一线，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此外，全市社会组织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倡导交通安全、关心关爱特殊群体和倡导公益事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助力惠州市域社会治理。

随着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的重视以及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实践锻炼，惠州社会组织自身管理、服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组织内部制度建设日益完善，人才储备日益丰富，成了社会治理主体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同时应该看到，惠州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依然有待加强。目前，全市社工行业中职务等级划分有一线社工、项目主任、督导、区域/部门主管、总/副总干事等，但职务等级薪酬尚不明确、缺乏针对社会工作各类专业人才全面系统培训、尚未形成对督导人员监管和激励体系等问题，制约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分类发展。

“信任来源于实力，对社会力量来说，其自身能力强弱成为建立信任的重要途径。”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如何提高社会力量服务能力，浙江省平湖市的做法值得参考。平湖市突出人才培养机制，实施社会组织领军人才和本土社工督导人才培养计划。通过考试培训一批、社区提升一批、专业培养一批、评优激励一批的“四个一批”途径，推行“三免一奖励一积分”（对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人员免费提供考试教材、考前培训和免考试费用，对取得社会工作相应资格的人员给予1000～3000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全市持证人员实行分级分类积分管理，量化考核）。

周巍认为，注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能力建设，从政府角度来说，要创新人才工作机制，重视吸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进入社会组织，通过薪酬待遇、社会保障待遇、岗位晋升等方式留住更多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完善孵化机制，充分利用共青团、妇联、残联、工会等群团组织发起成立的社会组织服务平台或孵化中心等，帮助社会组织发展壮大；重视市场培育，探索如何将市场机制嵌入到社会组织运行过程中去，增强其“造血”功能。而从社会组织角度来说，要加强学习，提高职业素养，明确自身定位，提升自身水平，发挥自身优势，强化筹资能力。

突出价值引领让社会力量参与，动力更持久

“社工身上彰显出的社会责任、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深深感染了我，让我对社工工作产生了浓厚兴趣。”惠城区金石社区“三社联动”服务站项目主任黄碧娥说，数年前，自己就是通过志愿服务逐渐了解了社工，并通过自学获得社会工作资格，正式成为一名社工。

黄碧娥的故事告诉我们，正是志愿精神、社工文化等，成了社会力量的精神纽带和行为价值观，是社会力量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精神支撑。

倡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不仅是对其社会地位和作用的认可，也是对其组织人格力量的接受，即对其以组织精神、组织伦理、价值取向、服务品质、办事原则、行为规范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组织文化的接受。社会力量也正是凭借其文化的力量，才能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发达国家，多数社会力量（第三方组织）以其公正、公平、诚信的组织文化赢得社会的信任，广泛地活跃在经济、社会、司法等领域并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社会力量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了一支促进社会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因此，挖掘社会组织文化特质、培育其文化风格、梳理其文化脉络、发展其文化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社会治理与社会组织及其文化联系密切、影响深远。近年来，惠州以鲜明的文化理念指导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为重点、以各类社会组织承担的社会功能为存在的理由、以社会组织自身管理带动社会治理整体水平提升为目的，对其成员进行素质培育，形成自己的精神风貌，在弘扬志愿精神、发展慈善文化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

惠州志愿服务、慈善事业氛围十分浓厚，截至目前，全市注册志愿服务组织5896个、志愿者116万余人，提供服务项目139132个。2016年至今，市、县（区）慈善总会共募集慈善资金总额13.97亿元，共拨付慈善资金13.25亿元，用于扶贫攻坚、医疗救助、赈灾济困等方面，为惠州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增添了助力。

文化与人的联系十分密切，只要有人群的地方，有团体的存在，有管理的发生，就会有文化的存在，如组织使命的驱动力、愿景的召唤力、制度的规范力、价值观的凝聚力、宣传教育的感染力。当社会力量凝聚起强大组织文化力量时，将对其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然而，惠州社会力量在组织文化发展方面依然是一个短板，政府培育、传播、塑造社会组织文化方面的力度相对较弱，公众对协同和辅助社会力量在经济、社会、司法等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好的作用没有形成共识，社会力量中个别人诚信缺失，借用非营利组织的名头谋求私利等现象依然存在。

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要表现在服务力、约束力、公信力等方面，唯有如此，社会力量才能获得长期、健康、持续的稳步发展并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深圳市龙岗区积极打造以激发社会活力、规范运营管理、提高专业能力、增进多元参与、促进事业发展为核心的综合服务平台——龙岗区文体创新中心，对社会力量的参与提供必要的支持与辅导，并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实施精准社会参与行动，不断深化“社会办文化”改革，通过发布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目录、开展文化艺术优秀项目遴选大赛，通过资金扶持、购买服务、场馆支持等方式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

针对惠州社会组织文化建设，市委党校学员工作部副主任胡伟生表示，要在党和政府的统一协同下，坚持市域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基础上，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积极引导社会组织践行公共精神，推动公共精神与社会有机结合，让精神内涵落实到社会生活中，使组织成员具备普遍的公共服务意识和价值观念，积极传承并参与推动公共精神的良性传播；积极倡导社会组织的志愿服务精神，培养社会组织成员责任性、自主性、自律性相统一的主体道德人格，确立组织个体的公益道德修养，为其持续开展社会治理活动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